那些年、一些事

初中時期

民國四十八年八月的某一天，懷著欣喜榮譽的心情來到八堵的「臺灣省立基隆中學」報到，當年八堵省中、七堵一中、基隆二中，除了基隆子弟外，還是台北縣貢寮、金山、萬里、汐止以北地區學生的就讀處所，基隆的學生搭乘7：07的宜蘭線火車到八堵，當年學生均很優秀，從民國四十八年八月到五十一年六月，是我在基隆中學的初中部時期，那些年有一些事值得回憶。

我們是與光復後第五任校長王宗樂先生同時到基隆中學的，記得當時報到後的新生訓練，一連三天，入學時招收了八個班，但到初二時只剩七個班，可見相當地嚴格，猶記當時註冊時，是要一關一關地進行，以服裝儀容檢查而言，當年是光頭一族，只要頭髮超出教官手指夾起的高度就不通過。而記憶猶新的是每位學生要繳「抹布兩塊」，還規定尺寸與雙面車縫，開學後發放清潔用具時，再分時分段發放班級使用。

王校長是新任校長，頗思有所作為，於是實施「早讀」制度，規定學生必須七點半前到校，學校還派老師到各班依座號點名，記得當時負責的老師是住在學校宿舍的陳介石老師，與張燮文老師，兩人輪流，如此奮力作為，終於在五十一學年度的全國各大學暨獨立學院聯合招生（大學聯考），何文壽同學榮獲全國丙組「榜首」，成績：國文82、英文53、數學92、生物72、化學83、三民主義60，總分442分，成為基中創校35年來第一位榜首，全國第一。

當時學校並沒有廣播系統，所以上下課不是音樂鐘聲，而是由總務處一位專人以「吹小號」作為上下課的號聲，另外學校處室有訊息傳達各班，也是由專人拿一「木牌」，約莫「六公分見方」上面書明班級幹部名稱，在上課中由專人傳達該班級，因我初高中時擔任班級幹部，此事印象深刻，所以在民國八十五年，於母校掌理校務時，即規定每天第一節下課，各班班長需到川堂集合，學校各處室有訊息要報告者，統一在此時宣布。

余就讀「基中」初中部時，發生一件憾事，身為教育工作者，余對授課老師均心存感恩，惟獨對訓導主任與初三國文老師，心中永遠耿耿於懷，那是在初三下學期某天最後一堂課，國文老師延遲下課，直至高中部值星同學出來整隊喊口令、準備降旗了，才下課，於是全班來不及參加降旗典禮，就在教室等待排路隊，此時訓導主任跑到教室大發雷霆，訓斥：不參加降旗典禮茲事體大，雖告知乃肇因於老師晚下課，但主任不接受此一理由，並詢問上課老師，上課老師竟答稱：「他都可以去參加降旗，為何學生不可。」而不告訴主任實況，訓導主任並以「主任懲處學生」不必經過導師同意，拒絕班導丁素芳老師的求情，而將身為班長的高政賢記「小過乙次」，此事一直是余心中之痛，余身為學生至研究所畢業，及服務公職歷三十餘年，均未受懲處，且以先功後過不能補，故對兩師之作為，余深深不能釋懷，此事深深影響余後來教職生涯不輕易對學生記過，必深究事理並與導師溝通。

高中時期

民國五十一年八月的某一天，余又是懷著欣喜榮譽的心情，來到「基隆中學」報到，這次是直升母校高中部，當年基隆中學是一所完全中學，有初中部與高中部，所以初中部的學生，只要每學期智育成績平均在八十分以上，畢業考平均八十分以上這樣就能免試直升本校高中部，當年全省的完全中學，像建中、北一女等也都有這樣的制度，從民國五十一年八月到五十四年六月是我在基隆中學的高中部時期，那些年也有一些事值得回憶。

當年初中部直升高中部學生約在三十多名左右，但由於台北市有台北工專與建中的存在，所以有部分同學放棄直升到台北考工專與建中，當年台灣經濟尚未起飛，台北工專的高就職率，成為學生們的第一選擇，有所謂：「考得上建中的，不一定考得上工專；考得上工專的，一定考得上建中。」余當時也準備要放棄直升，但經班導丁素芳老師一句：「寧當雞頭，不要當馬尾。」於是就留在本校直升，學校就將三十餘位直升的同學與聯考進來的前二十名同學編成一班，就是丁老師所謂的雞頭。

當年「基中」實施「午休」，但並不勉強，只是不想午休的人，不准留在教室影響他人午休。必須離開教室，於是操場、籃球場就是喜歡運動者的地盤，圖書館就是看報看書的地方，樹蔭下就是三五好友談天的地方，所以學風是自由的，甚至連「外套」也是自由的，學校並無統一規定外套格式、顏色，只要素淨不華麗的外套均可，但唯一要求的必須是「光頭」，以做「基中」學生之識別。當年學生對於光頭並無抗拒之情事，因初中部學生必須戴「船型布帽」，高中學生必須戴「大盤帽」，所以光頭對戴帽反而更方便。

當時註冊必須繳「蒸便當」燃料費，然後學校發一鐵牌，綁在便當上送蒸，當年「值日生」除了拿粉筆、顧教室外，就是「抬便當」，蒸籠是「木製」大蒸籠，又笨又重，必須四個人抬，所以當值日生是一件苦差事，由於廚房大灶是水蒸式，一灶就是十來個蒸籠，相當高，所以規定便當必須用繩子綁緊，以免下架時由上摔下打翻，此情況一直延續到畢業那年，才新建大廚房，安裝蒸汽鍋爐。

基中學風當年相當開放，課本由教師會選擇，余猶記得：英文科兩本--梁實秋、英千里，三民主義--張鐵君、沈宗執，另外有些老師還自出講義，國文陳介石老師其講義的詞語解釋與課本經常不同，其意要學生擴大視野，不要拘泥，但叮嚀聯考時要照課本之詮解。歷史老師彭友生不用課本，將課程內容編成申論題式（當年聯考之題式）講義，結果導致民國五十四年大專聯考，乙組的中外歷史考科，十題考題，命中九題之高命中率，僅一題：一次大戰後希特勒如何撕毀凡爾賽合約，違背彭師「歷史不會考經過」之命題。凡此種種均顯示「基中」當年學風之自由。

擔任校長時期

民國八十五年八月的某一天，（記得是八月二日）余再一次懷著欣喜榮譽的心情，再次來到基隆中學報到。懷著近鄉情怯的情懷踏進校園，自民國五十四年畢業離校，這次返校忝掌母校校務，驀然回首已歷三十餘載。也是母校創校九十年來第一位校友校長，余從民國八十五年到九十三年，服務母校八年然後退休，那些年倒有一些事值得回憶。

余返母校時，已非完全中學，民國五十七年，九年國教開始，所以母校初中部於民國五十九年最後一屆畢業後結束，成為教育政策的「省辦高中」，於是改名為：「台灣省立基隆高級中學」。民國八十九年台灣「精省」，遂又改名為：「國立基隆高級中學」。當時學校班級數已達五十四班。

余返母校前一年，教育廳已核定「基中」增設「音樂班」男女兼收，成為一年級第十九班，也是光復後基隆中學首次有女學生就讀，當時教育政策，為提升「技職教育」，有意將三年制專科提升為技術學院或科技大學，於是壓縮「高職」擴增「高中」，余基於基隆地區學生外流，於是乃朝特殊教育方向著手，在原有核定班級數內，以內加方式申請設立「美術班」、「體育班」，以減低普通班之壓力，這音樂、美術、體育三個特教班，也成為爾後基隆高中另一種發展契機。其中體育班的成立，初始招收明德國中「射擊班」的優秀學生，其智育與體育均極優秀，由國手神射手杜台興擔任教練，曾為基隆高中帶來體育與升學輝煌的紀錄，另外，當年還成立自己學校實驗性的「國語文實驗班」，委由陳依蔆老師帶班，在陳老師之指導下，收集學生之創作，做專刊發表，他們除有文藝創作與熱忱外，其餘科目也均優秀，故後來也均有不錯的升學成績與未來。

民國八十六年六月十二日為學校創校七十週年紀念日，身為「校友」的校長，當義不容辭地完成整理學校歷史的責任，於是成立創校七十週年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，由於大家之努力與奔走，終於完成，並以基中各段歷史，劃分為「堵南之陵」、「暖江翠華」、「翠崗春曉」、作為基中七十年之三階段，其後應是「基中」另一階段──「源遠鷹揚」的時代。而在陳松男主任的努力下，終於完整蒐集到那段混亂時代的兩位光復後校長──第一任：吳劍青校長，第二任：鍾浩東校長的照片，完整了「基中」從日治時期到民國時代的「校長群像」，另仗所有編輯委員的努力，以及「堵陵會」、「堵南會」、「基中校友會」、所有校友的資料文字，照片的提供，學校老師的筆墨相助，終於完成七十週年紀念特刊。

學校門口內側海棗樹下那兩顆石頭是基隆河中特有的「黃臘石」，為基隆河之寶。最美的一顆，現擺放在基隆文化中心側門入口中央；學校位居基隆河八堵段，理應擁有黃臘石地質瑰寶，以作鄉土教學之用。某日，余與地理老師即壺穴專家蔡主恩老師，在瑞芳工業區瑞八公路入口處發現一顆「黃臘石」，詢問之下，開價百萬，失望之餘返校途中，於暖江橋頭與暖暖路入口處，發現一民房下有兩顆巨石，赫然就是「黃臘石」，經告來意，屋主竟無償餽贈學校，就是校門口內側海棗樹下那兩顆黃臘石。可惜，當時未詢問捐贈者姓名，未能勒石紀念，實為憾事！

那兩面巍峨的校門——學校校門為學校之門面，不應淪為政令宣導布條之懸掛，與路標指示之張貼，余當年掌理校務時，早上上學、下午放學必開學校大門，以大門迎送學生，所以對於學校大門甚為重視，當年在燒製白鐵大門時，必與校門楹柱相稱相配，由於頗為壯觀與頗為沈重，故不採用一般門組門扣，以防崩裂，而以一公尺長粗壯白鐵柱，鑽入水泥柱中，再接門組，故而堅實牢固，並維持整面校門之乾淨整潔。

歲末合作教育盃越野賽之舉辦---余就讀母校時，體育課常跑步至暖暖，忝掌母校時，常憶此事，且此時學校合作社依規定收歸自營，不准外包，且必須對學生社員依消費金額發放股利，然發放股利有實際之困難，於是乃以舉辦活動回饋之方式，選定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，舉辦「合作教育盃越野賽」，選購高級棉織汗衫贈送全校師生。於是，民國八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舉辦「第一屆合作盃師生越野賽」。

茲值母校創校九十週年，余曾就讀初中部（五十一級）、高中部（五十四級）、並曾忝為母校第九任校長（民國八十五年～九十五年）。余曾於母校七十週年校慶專刊，敘寫學生時代生活之「那段回憶」付梓，九十週年校慶特刊付梓在即，余謹以初中、高中學生生涯及執掌校務時之「那些年、一些事」，回憶從前，祝福母校生日快樂，並期盼母校「源遠鷹揚」。